我的家乡在淮河岸边。依水而生，我是喝着淮河水，吃着淮河鱼，听着淮河的波浪声长大的。

　　今年端午节一早，我与家人一起，驾车沿着淮河向西。我们的目的地是，大别山深处淠河上的佛子岭水库大坝。

　　早上，当太阳正爬出东山，月亮隐约地悬在天空，日月同辉，朝霞蒙蒙。此时的淮河被照得银波泛泛，像是千万条银蛇在翻动。真如宋人米芾的诗句写得那样：目穷淮海满如银，万道虹光育蚌珍。

　　淮河在我心中总是微风碧波、晶莹斑斓，柔情似水，就像娴静慈祥的母亲。而它的刚烈如火，狂傲放荡不羁，已凝固在上辈人记忆中了。这正缘于佛子岭水库大坝——新中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，也是建国初期治理淮河的第一个骨干工程，被誉为“新中国第一大坝”。

　　行驶四十多分钟，便进入大别山区。清风徐来，绿意盎然，让看惯了城市嶙峋高楼的双眼深深迷醉，生怕眨一下就会错失那繁枝嫩蕊。

　　进山的路很短，刚转过一道山路，就看见气势恢宏的水库大坝。远远望去，21连拱曲线曼妙、极具美感，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几个大字，大气磅礴、苍劲有力。登上坝顶，湖面波澜不兴，宛如明镜，湖水清澈无暇，恰似珠落凡尘。湖两岸绿树成荫，数十里绵延不绝，群山青黛、云雾缭绕，湖光山色，交相辉映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　　正沉醉于这浩渺无垠、山水连天、碧波荡漾的时候，忽见一耄耋老人伫立于坝前，长久凝望着横卧于山水之间的佛子岭大坝。老人姓裴，生于上世纪30年代，作为治淮亲历者，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，他依然记忆犹新。

　　淮水汤汤，忧心且伤。淮河流域自古就是闻名遐迩的“鱼米之乡”，素有“江淮熟，天下足”“走千走万，不如淮河两岸”之赞誉。可自1194年黄河拥淮入海，淤断淮河入海通道之后，这块富庶之地便逐渐式微，新中国成立前夕，这里已是水旱灾害不断，百姓常常抱怨“涝也成灾，旱也成灾”，人们盼水也怕水。

　　1950年7月，淮河中上游遭受重特大暴雨的侵袭，雨水汇成滚滚洪流，向下游汹涌，淹没农田，摧毁房屋，“数百里的河堤全部失去作用”，千万人受灾。刚刚成立的新中国，百业待兴。中国共产党依然坚持人民至上，毛泽东64天内接连4次作出批示，毅然决定“根治淮河”。在周恩来亲自协调部署下，1950年10月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《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》。

　　在毛泽东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伟大号召的鼓舞下，“天下云集响应，赢粮而影从”：从东三省到南海之滨，从山东半岛到中原各地，10多亿公斤的物资通过水陆交通线被运送至治淮工地；党中央克服物资供应极为紧张的困难，仍然将10亿斤粮食投入到治淮第一期工程。1951年10月，佛子岭水库大坝工程指挥部成立，水利专家汪胡桢担任总指挥，全国范围内的技术干部、大专院校学生、医务人员、民工等80多万人加入到治淮这场“战争”。原本是山中谷地的佛子岭，骤然间建起了大量草房，医院、学校、邮局、剧场，应有尽有，俨然成了大别山中的新城市。

　　“我的老家在皖西，修建大坝的时候，只有19岁，还在上海给人当学徒，看到报纸上登的佛子岭修水库，好多人都报名了，我也参加了，紧赶慢赶走了三天来到了佛子岭。”裴老一边回忆一边说。

　　“当年修大坝，不像现在有挖掘机、大吊车这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，什么都要肩扛手挖。夯土用的是比脸盆还大一圈的磨盘，四周凿出七八个小孔，拇指粗的麻绳从每个小孔穿过，再打成死结，七八个人拿着绳子的另一端，一上一下反复摔打，直到地面硬实为止；浇筑大坝需要混凝土，又没有搅拌机，大家就把水泥、黄砂、石子装到直径3-4米的大圆桶，再加上适量的水，五六个人手拿粗铁棒，上下搅动……一天下来，很多人的手掌肩膀磨出了大水泡，久了，水泡结了痂，又磨成了茧。”裴老这一代人虽然贫穷，但依然朝气蓬勃，燃烧着青春。他们硬是靠手中的钢钎，靠木推车和简单的机械，在滔滔大河上建坝。

　　裴老说，虽然艰苦，但因为年轻也不觉得。他们开展劳动竞赛，“夺红旗、戴红花、抢英雄榜”“多干一方土，就是多打一个野心狼”，这些令人心头火热的口号，他至今清淅记着。这豪迈给了他们重整山河的勇气。大坝从开工到竣工，仅仅历时2年10个月。

　　风雨不动安如山，一坝建成淮河安。七十多年来，巍然屹立的佛子岭水库大坝，犹如一道巨型枷锁，牢牢地扣住淮河之“喉舌”，让汹涌澎湃的洪水变得温婉可人；又叫蓄积的河水如银河般倾泻，滋养千里沃野，实现旱时存有一汪清水，涝时拦住洪流巨浪，保障淮河两岸安澜无虞。

　　眼前的裴老背已驼，但他的身影与这座大坝重叠在一起就是一座丰碑。苍茫淮水拍打在大坝上的声音，就是对中华民族坚韧与顽强的歌咏，是回旋在故乡黄土地上的交响曲。（李延亮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