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笔者阅读网络作家“当年明月”的一部历史小说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作为一名纪检干部，感受颇深。
       明朝是反腐败非常严厉的一个朝代，特别是明初，那是真正的严刑峻法，“反腐倡廉”。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吃尽了人间苦、受尽了官吏欺、来自社会最底层的人。他登上皇帝宝座的第二年，龙椅还没有坐热，就对手下的大臣说了一番动感情的话，大致意思是：从前我当老百姓的时候，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会，心里恨透了他们，今后要立法严禁，遇到贪官污吏危害百姓的，绝不姑息。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当时有许多衙门口就挂着塞满稻草的人皮：那就是因贪污而被剥了皮的该衙门前任官员！其整肃吏治法令之严峻、牵涉面之广泛、手段之酷烈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。明初受惩处贪污案中记录有这样一些赃物：“收受衣服一件、靴二双”，“圆领衣服一件”，“书四本，网巾一个，袜一双”，可见查案之严、追查之细。朱元璋还创造了以往统治者都不敢想象的政策，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，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，送京治罪，路上各种检查站必须放行。如果有人胆敢阻挡，不但要处死，还要株连九族！他还亲自审办贪污案里，亲自动手刑罚贪官，真可谓“手狠心毒”，见贪就杀。朱元璋一朝到底杀了多少贪官？具体数字很难准确，有人认为在朱元璋手里因腐败问题被杀的官吏在10-15万之间。尽管朱元璋下猛药、出重拳，但腐败并没有被完全杜绝，效果并不好，杀完一批，又出一批。朱元璋急眼了，他不明白，这些饱读诗书的官吏们，以所谓“朝闻道，夕死可也”为人生信条，却在当官之后成了“朝获派，夕腐败”的反面典型。
       这是什么缘故？难道腐败真的这么不可反也不能反么？明朝那些官吏都不畏死，真的为了钱财都如飞娥扑火，性命都不顾？仔细分析，一是一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出了问题，如无民主的监督和官员低薪制；二是过分看重了刑法的力量，毫无人道主义，一味猛杀猛打，严打快杀；三是没有从各方面加强制度上的完善，是一种典型的人治，所以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腐败问题。
       反腐败不仅需要法律，而且需要民主与人道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国反腐风暴雷霆万钧，取得了辉煌战果，2014年10月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，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，反腐败没有休止符，打虎拍蝇还将继续下去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2015年9月24日至26日在福建召开调研座谈会上提出，监督执纪的“四种形态”，党内关系要正常化，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，让咬耳扯袖、红脸出汗成为常态；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；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、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；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。
       笔者认为，中央纪委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提出监督执纪 “四种形态”，本着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的目标，改变要么是“好同志”、要么是“阶下囚”的状况，真正体现对党员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，显示出我党貌似波澜不惊实则更为细致严格的制度性反腐、预防性反腐，是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创新，是有张有弛的民主人道。
       全面从严治党，仅仅查处腐败是远远不够的。运用好监督执纪的“四种形态”，是纪委的份内之事。《准则》和《条例》为纪检机关履行职责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提供了重要遵循。纪委在思想认识、责任担当、方法措施上跟上中央要求，必须发挥带头作用，做学习贯彻的表率；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排在首要位置，进一步加强纪律建设；坚持高标准与守底线相结合，坚持纪严于法、纪在法前，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。全体党员要落实“两学一做”，学党章党规，学系列讲话，心中有党章，脑中有党纪，明戒尺、立规矩、划底线，让“四种形态、六大纪律”激发纪律建设新动力，真正做一个“忠诚、干净、担当”的合格党员。（苏仙区纪委宣传部）